中医肛肠痔瘘的历史沿革[宋、金元]

[ 夏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战国、汉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宋、金元、明、清 ]

[ 接上页 ]宋代，由于经济的发展，印刷术得到改进，造纸业逐渐发达，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的著述和传播，使医学事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。政府设立了“太医局”，注重医学人才的选拔和培养。医学的分科，也由唐代的四科发展至九科，使痔瘘学科亦有了相当的进步。在外科方面，还从病理上注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，进行辨证论治。如《太平圣惠方·治痔肛边生鼠乳诸方》（公元982-992年）中有许多新的创造。它提出了“内消”和“托里”的方法，最早使用枯痔钉疗法：将砒霜溶于黄蜡中，捻为条子，纳于痔瘘疮窍之中；并载有“右用蜘蛛丝，缠系痔鼠乳头，不觉自落”的结扎疗法。同时，还将痔与痔瘘分列两章论述。在《太平圣惠方·治痔瘘诸方》中又指出：“夫痔瘘者，由诸痔毒气，结聚肛边，有疮或作鼠乳，或生结核，穿穴之后，疮口不合，时有脓血，肠头肿痛，经久不瘥，故名痔瘘也。”从而对肛瘘作了明确的描述。另外，在该书中还总结了治疗痔瘘的一些有效方剂，如槐角丸等，丰富了内治用药的方法。南宋魏岘著《魏氏家藏方》（公元1220年）中，进一步详载了使用枯痔法的具体方法和过程。明代《普济方》（公元1406年）中，记载有这样的故事：宋朝痔科专家临安曹五为宋高宗治痔，用取痔千金方治愈了痔疾，取得宋高宗的赏识，官至观察使。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推测，宋代已有治痔瘘的专家和专科了。

金元时期（公元1127-1168年），我国医学无论在临床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了一定突破。当时的学术争鸣和四大家(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东垣、朱震亨)的崛起，其对医学独特的主张，对推进祖国医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。刘完素在《宣明论方·痔瘘总论》中强调“五脏切宜保养，勿令受邪”，在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·痔漏论》中论述了治痔之法“当泻三焦火热”。张从正在《金匮十全·泄法后论》中说：“若无湿终不成疾”。在《儒门事亲·痔瘘肿痛》中说：“治湿法而治之”。强调了湿在肛肠病中的重要性。李东垣在《兰室秘藏·痔漏门》中说：“其疾甚者，当以苦寒泻火，以辛温和血润燥，疏风止痛是其治也。”朱丹溪学术上强调阳有余阴不足，对下血、肠风、脏毒、痔疮、瘘疮、脱肛等肛肠病都有专门的论述。《丹溪心法·卷二·痔疮》中提出了“疗疮专以凉血为主，”“痔漏，凉大肠，宽大肠”，“脱肛属 气热、气虚、血虚、血热”等主张，他们都主张以“清热祛毒、凉血散瘀”来治疗痔瘘疾病。如《丹溪心法》中，对痔、瘘、脱肛，肛门痈疽等痔瘘疾病，从病因、病机、辨证论治等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论述。他在《痔疮篇》辨七痔的基础上提出：“治法总要，大抵以解热调血顺气先之。盖热则血伤，血伤则经滞，经滞则气不运行，气与血俱滞，乘虚而坠入大肠，此其所以为痔也。诸痔久不愈，必至穿穴为漏矣。”精要地阐述了痔和瘘的病因、病机及辨证施治，丰富了痔瘘专科的内治法则。[ 下一页：明代 ]